，有关部门指出在城镇化过程中，要通过配套户籍、基本公共服务等政策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然而，目前许多中小城市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劣势难以吸引农民工就近工作、落户。
近日，，66.4%的受访打工者目前的工作地在大城市。春节过后，80.5%的受访打工者仍然想去城市打工。受访者中，90后占47.0%，80后占41.0%，70后占9.9%。受访者的老家，36.0%在中部地区，23.4%在东部地区，22.6%在西部地区。
仅13.8%的受访者春节后想回老家或家乡附近县镇打工
调查显示，受访打工者选择到大城市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作机会多、发展空间大”(60.0%)、“收入高”(42.5%)和“想出去闯一闯”(31.8%)。还有人考虑到“社会基本保障健全”(18.0%)、“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条件好”(14.5%)等因素。
“出来打工当然是为了挣钱啰。”老家在四川达州的90后陈道清在广东佛山某工厂工作5年了，“我老家在大山里，到最近的镇上坐车都要一个多小时。老家也没什么工厂，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我不想回去。也许成了家有了孩子会担心上学的问题。反正目前来说，我想在佛山待个10年20年。”
老家在河北沧州的李海洋在北京一家连锁发廊打工已有4年，“现在是总监级别，给人剪发要128元一位。”当初他就是觉得大城市机会多，美发行业门槛低又能学到一技之长，就来到大城市给大发廊当学徒。“如今的生活比刚来时强多了，但不敢说过得有多好。”他仍住在公司的集体宿舍里，收入主要靠平时的业绩提成。在李海洋看来，大城市房价太高，想把父母接来不太可能。但若回家开店，他又怕没有客源保证，“心里很矛盾，先干几年再说吧。”
在打工者的顾虑中，“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压力大”(52.5%)、“家里老人没人照顾”(29.9%)、“最终还要回乡，没安定感”和“子女教育问题”(22.0%)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除此之外，“大城市资源有限，难以成为市民”(13.0%)和“难以融入城市文化”等也常令他们困扰。
虽然如此，春节后，80.5%的受访者想去城市打工。其中，50.1%的受访者去往一线城市，25.9%的受访者选择二线城市，4.5%的受访者去三线城市。选择回老家或者去家乡附近县镇的受访者，占13.8%。
收入、就业、公共服务是影响受访者回乡务工的重要因素
在受访打工者看来，只有当“收入水平不低于在大城市打工”(63.0%)，“就业机会多”(34.3%)，“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完善” (24.4%)，“社保政策更完善”(23.2%)时他们才会考虑回乡务工。此外，“子女入学方便”(21.9%)、“政府在政策上支持鼓励” (21.2%)、“改善城市环境”(16.2%)和“文化设施完善”(14.4%)也是受访者看重的条件。
今年43岁的刘武的老家在四川阆中，他外出务工20年了，去过长春、西安、唐山等城市，目前和妻子都在北京打工，上小学的孩子在老家由爷爷奶奶带着，“每年放暑假的时候把孩子接过来，但其他时候，即便过年我们都不一定能回去。”他在北京郊区租了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屋子，房租每月150元，“如果家乡条件好，有活儿干，谁愿意出来挣这辛苦钱?”
陈道清告诉记者，有很多亲友一起出来打工，佛山都快成了她的第二个故乡，在老家反而认识的人少了。“现在我的圈子都在这边，即使有新政策，我也不想把户口迁来迁去，我又没钱买房，又没有小孩读书，户口对我来说影响不大。”不过她也表示，如果可能，她希望把户口落到佛山，“这里什么都好方便，不知有没有可能?”
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郑广怀指出，农民工更愿意前往大城市或其周围卫星城市的原因之一是大城市机会和资源更多;其次，大城市对于工人权益的维护相对来说更好。对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而言，要吸引农民工回乡务工，首先工资水平要高，其次权益保障要好。“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跟地方政府的最低工资是有关系的，但是中小城市的最低工资又不可能比大城市高。”所以，中小城市必须在公共服务和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努力，户籍的背后正是各种公共福利。
“如果农民工进入中小城市，孩子可以没有限制地上公立学校，低收入者可以领低保申请廉租房，农民工工伤可以享受地方残疾人就业优惠，有了这些公共福利的保障，肯定会吸引农民工返乡。”但郑广怀同时表示，具体还要看政策落实情况。很多中小城市可能通过积分给人排队，这只能吸引一些高端人才，对于底层的农民工来说并无优势。
70.1%的受访打工者愿回乡就近落户
调查显示，70.1%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在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或城镇落户。进一步调查发现，“买不起房”(53.9%);“生活成本高” (36.4%);“工作机会少”(26.6%);“政策不明朗，对落户后享受的待遇不确定”(24.3%)是影响他们落户的主要障碍。此外，“环境不熟悉，朋友少”(21.9%);“不愿放弃家乡土地”(18.0%);“政策限制自由迁徙”(15.9%)等因素制约着他们的回乡意愿。
何春阳(化名)的老家在湖南衡阳，1995年来到广州从事环卫工作。如今，她的丈夫和儿女也都在广州工作，“儿子开了家小店，女儿进厂了”。她近20年只回过老家两次。“来大城市不管做些啥，有最低工资标准在那儿，拿的钱肯定比老家多。”不过她表示，广州再好也不是家，以后肯定还是会回到家乡。 “漂着真不是个事儿。如果子女能跟着回去在老家附近城镇定下来，那最好。可是这些落户政策真得说清楚了，不然我们要空欢喜一场。”
“如果农民工能够落户在中小城镇当然最好。”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汪建华表示，这样农民工更有可能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得稳定的社区生和家庭生活。“但是问题在于，产业能否相对均衡地分布到内地，总体还是一个工业布局的问题。农民工确实可以去内地就业，而且越到内地中小城市，越有实现赋予城市公民权可能性，但目前来看，内地中小城市还是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矛盾核心就是产业配置问题。”
汪建华指出，与沿海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状相反，内地中小城市很可能陷入工业化滞后于城市化的困境。“逐渐赋予农民工城市公民权的政策导向值得肯定，但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农民工同样应该有一定的落户机会。这类城市之所以集中了大量外地人口，除了产业布局方面的因素，资源与机会的集聚甚至垄断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因此，在区域间产业升级、转移的同时合理配置各种公共资源，才有望真正消除户籍壁垒，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