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有记忆起，父亲的肩头似乎一直压着一根扁担。有半爿毛竹削制的竹扁担，也有用松木削制的树扁担。
我们的家坐落在四明山深处的一个叫外厂的小山沟里，房子背靠的是前门山，对门的叫上坑岙山，左面叫雷龙岗头，右手的叫羊山湾。孩提时代，全村62户人家，分居在方圆十几里地的分别叫石壁里、里厂、外厂、龙潭坑、草鞋岭脚这五个自然村中，村的大名叫甘坑庵。。听祖上说，许久许久以前此地有一尼姑庵，后来，四明山上的强盗掳去尼姑做压寨夫人，于是人去庵倒，及至我辈已无从觅得庵迹。我家位于外厂，这里散居着12户人家，分别有朱、龚、宓、姚、叶五个姓氏。村支书及生产队长长期由外厂人担任。因此，。
外厂面对甘坑庵水库，水库位于上靠岙山和羊山湾山的夹缝里，坝是泥坝，但很坚固，建于六十年代。每当秋末或雨后，水库上雾气弥漫，层层叠叠，将四周群山的沟沟壑壑填得严严实实，我们的家隐隐约约地只能看见屋角，俨然成了仙山楼台，充满神秘而美丽。
全村地广人稀，全村的农活只有通过广播派工，天还蒙蒙亮，太阳象一个鸡蛋黄，淡黄色的一个圆盘，裹在浓浓的白雾中脱不出身。生产队长的派工声从浓浓的雾气中穿透过来，颇有点仙人布道的味道；由于山谷重重的回音，以致后一句话已经说出，前一句还在群山之间回转。
父亲是村里出了名的劳动能手，无论是山上的、地里的，还是田里的活，他都干得得心应手，让人佩服。因此，他的工分总是村里最高的。同样以工分计酬的村支书和生产队长年底的考核工分总是参照我父亲的，我们那里叫撞分。
因为，我们家上有老奶奶，下有我们兄妹三个，母亲又体弱多病，因此，无论父亲多么努力，年终结算，我们家在村里还是超支户。为此，坚持供我们上学读书的父亲常常要面对那些劳动力多的乡邻的诘难。我们兄妹三人，各间隔四年，我上高中，妹读初中，弟弟上小学，阶梯分布。与我同龄的人大多数已是家里的正劳动力了，与妹同龄的也成为半劳动力，与弟弟同龄的则放牛打草。那时，一个正劳动力劳动一天挣10分工，小孩子放一天牛挣3分工，成年妇女劳动一天得六分工。因此，家里有个半劳动力，就能在养活自己的同时解决不少家里的困难。一些眼光放得比较近的父母就早早地让儿女放弃学业，学做农活。这样，他们的家庭就会生活得比较富裕和顺心，而我们这样的家就过得比较结巴和痛苦。为了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计，父亲似乎没有休息的时候。清晨，我们背着书包上学时，父亲已打着一担猪草回家；中午，别人在午休时，父亲顶着烈日在晒稻草；黄昏，别人已在饭后摆龙门阵了，父亲才迈着沉重的脚步，挑着一担柴禾下山。一年之中，只有农历三十和大年初一两天，父亲才不下地干活。
我那时虽小，却很懂事。放学回家，书包一放就背起背篓，提上斧头，边啃煮熟了的蕃薯，边上山敲枯死霉了根的树桩。一个假期，我家的屋檐下会垒起两码一人多高的枯树桩墙，等着星期天就一小捆一小捆地捆起来，挑到15里外的黄泽镇卖了换钱。因为树桩耐烧、火侯长，镇里的居民都喜欢。我那时一次能挑三四十斤，一般能卖七八毛钱。卖完柴，在街上的小吃店买一笼香气扑鼻的小笼馒头狼吞虎咽地吃了，然后，紧紧地捏着口袋里的几毛钱，美滋滋地回家。卖柴路上的辛苦和汗水被花花绿绿的钞票和那笼吃过许久还口留余香的小笼馒头冲淡得无影无踪。
那时候，在我们村，卖柴换钱的人很多，特别是在农闲时，有时会出现一长溜的卖柴人，有大人，也有象我这样十二、三岁的孩子；卖完柴，大人们会买些米、肉，以改善生活，我们则买点学习用的纸和笔，一分一厘都精打细算，没有一丁点儿浪费的。许多时候，我是跟父亲一起去的。有几次，身单力薄的我挑到半路挑不动了，父亲看见我越来越沉重的脚步就会从我的担上卸下几块柴禾放在他的担上，于是，父亲的柴担越挑越重，我的柴担则越来越轻。有一次，走到半路，父亲的左脚突然抽搐，他给左脚打上绑脚忍着疼痛继续艰难地挑着重担前行。每当开学前夕，父亲卖柴的频率会高许多，为了多卖柴多挣钱，有时会向山下的朋友借来手推车，那样，不但能多装运柴禾，还能省不少体力。为了分担父亲的辛苦，常常是父亲在后面推，我用一个拴在车头的长绳拉，一路上，父子俩还能说说话。那时，由于家贫没有钟，而卖柴必须赶早，于是出门的时间只有看星星估算，有好多次，由于估算错误，柴拉到黄泽镇，天还没亮呢。
由于常年辛苦劳作，起早摸黑，四十刚出头，父亲的头发就开始花白。五十岁时，父亲已是满头银丝，生活的艰辛与不易深深地铭记在他的脸上和头上。解开上衣，肩膀上两块高高隆起且生了老茧的肌肉似驼峰般突起。凡是父亲穿过的旧衣服，两个肩膀上总衬着厚厚的垫肩，那是母亲为减少父亲肩膀的疼痛而特意缝制的。
恢复高考后，我成为我们村第一个高考中榜者，一时，四邻为之惊动。捧着高校录取通知书，听着四邻八村赶来贺喜的村民，父亲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我记忆中父亲惟一的一次落泪。为了庆贺，父亲杀了家中准备过年的肥猪，摆了十几桌酒席，宴请亲朋及乡邻。次年，我妹妹又成功折桂，一时间，兄妹先后上大学的故事成为小山村男女老少恒久的话题。
为了让我上大学有个时间可看，父亲和我一连卖了半个月的柴，终于给我买来一块中山牌手表，这块当年三十块钱的手表一直伴我到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然而，命运竟然如此作弄人，就在我参加工作不久，父亲都因常年的身体透支而病倒了。从乡卫生院到县医院，再到省城医院，历时两年，父亲的病终告不治。六十岁，父亲静悄悄地走完了他的人生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无波无澜，一生的付出，换来的是我们兄妹三人先后走出了大山。受我家的影响，乡邻们也逐渐看到了读书的希望，我们兄妹三人之后，这些年，小山村已先后有十几个青年考入了大学。
在安葬了父亲之后，我将母亲接到了城里生活。在告别老家时，我带走了父亲生前用过的最后一根扁担，松木制的。因为长年汗水浸泡，中间的一段已经酱红色。我把它放在书房里，每当夜深人静时，我会轻轻地拿起它，抚摸它，光洁的扁担里透着父亲淡淡的汗味。
父亲的扁担，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我对家、对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