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孩子报到的，若不是全家出动，那来的多半是父亲。我一直想不通，他们为何如此相似：脸庞黝黑，沉默不语，坚持要替儿女扛那最大最重的行李。临别时寥寥几句交代，然后点上一支烟，转身离去。”
寥寥数语，牵动肝肠。我眼前出现了许多久远的画面。
首先是我的父亲。那一年，我考上大学，他还是教育局一名小职员。父子俩站了6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达那座凤凰花灿若明霞的城市。他身上仅剩下160元钱，他先拿出120元给我买了一台红灯牌录音机，临走又留下30元给我做零花钱。而他只身带着不到5元钱，站了60多个小时返回山东，一路上以花生和胡萝卜充饥，真难以想象，这一路他是怎么熬下来的。第二年，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得了100元的奖金，立即忙不迭地寄给儿子，全然不知他的儿子一顿酒就会花去20多元。
有一年暑假，我没有回家，说的是给人做家教打工，实际上是青春期拧巴症发作。某天凌晨，我一个人在宿舍里熟睡，听到有人敲门。开门，父亲站在那里，没有责怪，没有抱怨，只说了两个字：“家去。”
我还想起了我大学室友老管的父亲。
大一报到完，走进宿舍，我看到上铺盘腿坐着父子二人，正在奋力地啃苹果。尽管宿舍里新生陆续报到，这父子两人依旧我行我素地聊天，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忽然，那位父亲说：“儿子，桌子上是不是你的钢笔？”儿子点头。那位父亲说：“赶紧收起来，别让别人偷走。”我们全宿舍人大跌眼镜。
老管果然是个神人，他有极高的智商和极其敏感的神经。他喜欢下围棋，但班上没几个人愿意跟他下，因为下到紧要处，他的手总是抑制不住地颤抖。
大学毕业那一年，老管到海尔集团上班。头三个月要在车间锻炼实习，也许是工厂里生活太苦，也许是他的心里起了风暴，也许不知什么时候黑暗的念头种植在他心中，在一个室友上班的白天，他拧开了厨房的煤气……
同学们不敢把老管的死讯告诉他爸，只是打电话说，老管出了车祸。老管的父亲坐火车来到青岛，班上同学到车站接站。老爷子说：“快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众人皆惊。老人叹了口气说：“我和他妈，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
我还想起了同班同学小马。在大家都由父亲送到学校报到的时候，他是由姐夫送到学校的。我们都觉得诧异，后来才知道，小马的父亲老来得子，当时已经60多了，想送子上学，也有心无力。当时我们都暗自庆幸自己的父辈年轻，可以不顾后果地躲藏在他们的庇荫之下。
转眼我已经人到中年，如果上帝眷顾，我也将拥有自己的子女。将来他上大学的那一天，不管我是否已经白发苍苍，还是气喘如牛，只要身体康健，我一定把他送到宿舍里，微笑着跟别的学生、别的父亲打招呼。尽管自己不抽烟，我也会把软中华递到别的家长手中。我给他铺好被褥，为他打水，看着他不耐烦的眼神，转身变成背影地离开，只是远远地盯着他宿舍的窗口的灯光说出三个字：好好的！
古代官员“离任”那些事
官场可以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官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官场依然在。古代官员离任，上演了一出出五花八门的悲喜剧：有的官员离开，当地老百姓依依不舍、哭声震天；而有的官员离任，老百姓放鞭炮庆贺、欢呼雀跃，甚至诅咒谩骂。
过去，百姓对官员的腐败贪婪极为不齿，但又无能为力，怒气和怨恨只有在他们离任时才能发泄。“遗臭匾”、“遗臭对联”、“遗臭碑”等各种能表达百姓不满的东西便“粉墨登场”。
唐朝大历年间，一县太爷离任，当地绅民送给他一块匾，上书“天高三尺”。县官不解其意，以为是乡绅对自己的颂扬，便满心欢喜地接受了。后来，还是他的老爹悟出其真实含意：匾文乃诅咒之语，“天高”是因“地低”之故——此匾意在讽刺贪官刮去了此地“三尺”地皮。
还有一个故事，说某县官在任期间，对当地老百姓敲骨吸髓，把财物搜刮得一干二净。官员离任时，当地再没有什么可搜刮的了。但他仍不甘心，恨不能把当地的山山水水全部带走，便找来一把折扇，把优美的山水画到了扇子上。贪官临走前，老百姓编了四句诗送给他。诗曰：“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币民财一扫空；好山好水移不去，临行写入画图中。”贪官的形象跃然诗中，真是惟妙惟肖。
五代后晋的宋州节度使赵在礼，在任时弄权牟利、强征苛敛，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他离任时，乡民在衙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以示“欢送”。对联云：“早走一天天有眼，迟去此地地无皮。”可见百姓对他的贪婪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更为有趣的当属“贪官遗臭碑”。1943年3月，。一上任，，巧立名目征收酒税、巡查费，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搜刮民财数百万元之多，激起了民愤。在民众的舆论压力下，云南省政府撤销了许良安的职务。贪官离任，民众并不止恨，纷纷要求为他立碑。此碑定名为《路南县贪官许良安遗臭碑》，碑文写道：“路南县长许良安者，实我邑空前绝后之贪官。去不有迹，何以惩前，臭既永遗，允堪毖后……然其在县一切卑污阴险劣迹，实有足以遗臭万年者，若不为之刊碑勒石使垂永久，何以抒众愤而戒后人也。爰为之记。”
“遗臭匾”、“遗臭对联”、“遗臭碑”的发明，是对那些为政不廉的贪官污吏的控诉和揭露。当然，有贪官就会有清官。清官离任，老百姓也发挥聪明才智，通过做“万民伞”、“遗爱靴”，建“德政碑”、“廉池”等方式表达敬意。
从汉代开始，有些地方清官离任，当地人会写一篇花团锦簇的文章予以颂扬，文章常常刻石后立在显眼的地方，时问一长就变成了一种仪式。后来，贪官离任时也逼着当地人为自己立德政碑，不然就赖着不走，使后任无法“上班”。，立碑一律拆毁，责任人还要挨一百板子。如果官员真的爱民如子、勤政清廉，老百姓对之爱戴不已，要求立德政碑，地方可逐级上报给礼部，经批准后才能立碑。
再后来，百姓觉得申请立碑程序复杂，有时礼部批复下来，官员已离任多时。为及时表达对清官的爱戴之情，“万民伞”便应运而生。“万民伞”象征官员在任时像巨伞一样佑护着当地老百姓，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万民伞”既能表达对清官的敬意，又无需繁琐的审批手续，很快就流行开来。清官离任，自然有人送伞，而那些贪官离任时为了面子，也会设法弄把万民伞装点一下门面。
北宋时期，著名书法家米芾曾主政涟水(今属江苏涟水县)。离任之前，他特将笔端残墨置于池水中洗尽，以示“来清去白”。离任时，不仅百姓送的“万民伞”就有上千把，而且后人还将他洗笔墨的水池整修一新，命名为“廉池”。一位诗人触景生情，赞叹道：“米公洗墨净心灵，留得清气满乾坤。”
唐代崔戎任华州刺史时，做了许多好事，他离任时，老百姓舍不得让他走，拦在路上，可能用力过猛：竞拉脱了他的官靴，老百姓如获至宝，称此靴为“遗爱靴”。“脱官靴”后来便成了一种仪式。官员离任临走时，如有绅民拦路，官员就伸出臭脚丫子，主动让绅民脱掉官靴。得到靴子的地方绅民再弄个“靴匣”把靴子装起来，用油漆把“靴匣”漆好后钉在城门上，让人瞻仰参观。康熙年间，上海百姓送别某离任知县，居民们簇拥脱靴，把酒号恸如失父母，官亦大哭，无法成行，靴子被脱去40余只。由此可见，官员如果真为百姓办了事，，老百姓是很记情的。
明代清官海瑞，历官无数，祛私戒贪，刚正不阿，被百姓誉为“包青天”。海瑞离任淳安县县令时，家家户户都在门前的供桌上摆放一碗清水和一面明镜，以此颂扬海瑞“清如水，明如镜”的官德。
有道是，“功过是非，盖棺论定”。其实，“论定”何须等到“盖棺”?一个为官者的政绩如何、名声是好是坏，老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正可谓“政声人去后，。
人生的椅子
文/赵元波
朱德庸在大学演讲，提到了小时候父亲讲的那段话：“人和动物一样，都有各自不同的天赋。老虎强壮，善于奔跑；猫则温顺、灵敏，虽然不能像老虎那样威风和霸气，但也具备老虎不具备的天赋与本能，它能上树，能抓老鼠。人们都希望成为老虎，而这其中有很多是猫，久而久之，变成了一批烂老虎。儿子，你天生对文字迟钝，但对图画却非常敏感，为什么放着优秀的猫不当，而偏要当很烂的老虎呢?我不希望你成为一只烂老虎，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只好猫!”
这段话让朱德庸获益匪浅，让自幼对图形敏感的朱德庸在绘画上找到了自己的椅子专心致志，把漫画当做自己一生的追求，25岁就成为漫画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双响炮》《涩女郎》等作品红遍东南亚
骏马虽能奔跑千里，耕田不如牛；耕牛虽勤奋，看家不如狗。找对椅子，对一个人的成长至管重要，否则再美味的佳肴滴在衣服上也就成了污渍。
。他曾获得很多个第一：在美军历史上，共授予10名五星上将，；他出身“第一穷”；他是美军统率最大战役行动的第一人；他是第一个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统帅；他是美军退役高级将领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第一人；他的前途是“第一大”——惟一的一个当上总统的五星上将。，其他的椅子他就未必合适，比如说担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他，当哥伦比亚校长的时间不算太短，可在这文人墨客云集的地方竟毫无建树，唯一可圈可点的地方竟只是在校园内的草坪上，为懒于绕道的学生开辟了一条便道，，无异于逼着兔子去游泳，让刘翔去跳水，让张怡宁去滑冰，让霍金去打乒乓球，其结果可想而知。
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的帕瓦罗蒂生前在回顾自己走过的成功之路时说：“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的父亲，一个面包师，就开始教我学习唱歌。他鼓励我刻苦练习，培养嗓子的功底。当时，我兴趣广泛，有很多爱好和目标，想当老师，当工程师，当科学家，还想当歌唱家。父亲告诫我说：孩子，如果你想同时坐两把椅子，你就会掉到两把椅子之间的地上。在人生道路上，你应该选定一把椅子。”经过反复考虑，帕瓦罗蒂选择了唱歌这把椅子作为自己的椅子。经过七年的不懈学习，终于第一次登台演出。又用了七年，才得以进入大都会歌剧院。而第三个七年结束时，终于成了歌唱家。要问他成功的诀窍，那就是一句话：请你选定一把椅子。这把椅子就是最适合于自己的位置。
古往今来，但凡有大成就大建树者，无不如此。李时珍选定的是采集中药治病救人的“椅子”，达尔文选定的是发现进化论这把“椅子”，莱特兄弟选定的是造飞机这把“椅子”，巴尔扎克选定的是写小说这把“椅子”，，他们都成功了，都成了他们所在领域里的开创历史的领军人物。
人生苦短，心无二用，让我们“选定一把椅子”，找准自己的位置，成就自己绚丽的人生吧！
原来，你一直安静地爱着我
18岁，流离却未失所
18岁的时候，宋月第一次见老沈。是想和别人一样客客气气地称呼他老沈，或者礼貌些称呼伯父，可是宋月是带着恨意的。在那个升高三的暑假，阳光毒辣，宋月的心却冰凉一片。
如果不是刚刚辍学，即将南下打工，那个秘密应该会随着故去的母亲——不，是养母，一并带入黄土。风沙吹过，没有一点声响。可是邻居大婶看着宋月长大，这么好的孩子，那么优秀的成绩，不去上学实在可惜。那个闷热的午后，大婶悄悄地说：“宋月，我带你去找你的生身父母吧!”
长到18岁，原来不是自己的家，不是自己的父母。而这样的事实，也不是由自己喊了18年的父亲告知，而是别人怀着同情迫于帮助说出的。在闷热到难以呼吸的午后，宋月觉得自己可怜。养父说：“宋月，走吧!那本来就是你的家，好好上学!”
宋月就真的走了。两个哥哥已经成家，养父一把年纪，再为自己上学读书的事奔波，宋月愧疚不已。18年来，她添的乱够多了。只是说好，宋月会常回去看看。这是老沈提出的，宋月并没有感激，18年，童年、少年，老沈全部错过。纵然血脉相连，他还有什么资格，爱宋月这个他曾经放弃的女儿。
20岁，离开没有不舍
高考那年，宋月终究差了几分，没有跃过传说中的龙门。刚知道分数的那几天，宋月不吃不喝，收拾了东西，准备像当初一样离开。老沈却急得嘴上磨了泡，每天给宋月煲粥，放了绿豆，加了白糖，豆香飘满整间屋子。
老沈装作没心没肺地说：“月儿，没事，不上大学的人多了，不都活得很好嘛!”宋月不说一句话
“你要是想复读呢，咱就再苦一年，明年考个状元!”老沈看着宋月，急急忙忙重新说。宋月终于“哇”的一声哭了，老沈却笑了：“月儿哭吧，哭出来就好了!”
宋月选择了复读，在离老沈家很远的一所学校，两个月回去一趟，宋月不知道这算不算逃避。老沈会在每个月的月底打电话，小心却又期盼地问：“月儿，这个月回家不?”多数情况下，是宋月的否定答案，连带着能听到老沈轻轻的失望的叹息。每次决定回去的时候，老沈都会在火车站接宋月回家。火车经常晚点，冬天的时候，一出站口，就看到老沈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
终于考上了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老沈没了去年的着急，喜滋滋地说：“月儿，你喜欢哪里就报哪里!”宋月就当真报了一所很远的大学，远到老沈觉得，那几乎是边疆，却还是送宋月坐上火车，看她离开。
那年宋月20岁，回老沈家两年，却没有喊过父亲。
21岁，想织一条围巾
寒假回来的时候，老沈租了车跑到市里去接。回了家，给弟弟的书，姐姐的毛衫，妈妈的棉鞋，奶奶的补品，唯独老沈，宋月拿不出礼物。老沈看着大家围着宋月亲热地笑，然后一个人慢慢出去。
听到老沈训斥的声音时，大家从院子里跑出去。不过是邻居家的孩子打闹，两个哥哥欺负小妹妹，老沈却发了大火：“你当哥哥的怎么能欺负妹妹?”邻居把小孩领回家的时候，宋月看见老沈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没有停歇，像是发狠，又像是赌气。午后微弱的阳光洒下来，宋月清晰地看见老沈皱着的眉头，一圈圈升起的烟雾，消失在他发白的双鬓里。
晚上跟奶奶一起睡，奶奶说：“丫头啊，知道你爸今天火气为什么那么大吗?邻居家的小女孩，是抱来的。”
宋月忽然明白，自己当初的家里，也是两个哥哥，大宋月好多岁。那些年幼的时光，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么欺负过宋月，宋月有没有哭在寒冷的冬天?这是老沈想知道的吧!
那晚的月亮很亮很亮，照进宋月的心里，融化成一摊水，忽然就想织一条围巾，给老沈。
22岁，想和你说一说
宋月不习惯接老沈的电话，等到电话安静下来，宋月会发一条信息过去：我正在上课，有什么事吗?总是隔了好久，老沈的信息才慢吞吞地回复过来，夹带着错别字，不过是让宋月吃好、喝好，不要省钱，注意身体。宋月总是简单地回复：知道，谢谢!客气得让宋月都犹豫这么回复是否太过苍白。还好老沈不计较，一天一条，天气、吃饭、衣服、和同学的相处，说得很周到。就这么持续着，宋月慢慢习惯。
大三那年，宋月连着两周没有回信息，没有接电话，老沈就坐了火车马不停蹄地赶到宋月的大学。宋月看到老沈，忽然就红了眼眶，却还是怪老沈：“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不会出什么事的。”带老沈去小饭馆吃饭，像4年前的夏天，老沈耐心地说：“月儿，吃点儿吧!”宋月吃着吃着就哭了。
宋月委屈，率领中文系参加辩论会成为优胜团队，并且拿到最佳辩手奖，演讲会上自己一路所向披靡，杀入决赛拿到第一；专业考试的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可是被评为省级三好学生的，不是宋月。失败的理由太过荒唐，家庭背景和权力不是谁都可以选择，宋月面对老沈，开不了口。只交代了结果，没有前因，宋月浅浅地笑：“爸爸，我不难过。就是想和您说一说。”那是宋月第一次喊老沈“爸爸”，老沈手里的烟一抖，烟灰缓缓飘落，心也跟着踏实。
父亲的话费单
2010年初我结婚了。蜜月结束后，我和妻就陷入了还住房贷款的危机中。整整半年，我没有和远在另一个城市乡下的双亲联系。
初夏的一天，沉默了一上午的手机忽然响了，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接通以后，对方的声音很陌生：我是你老家的四哥，你爹要和你说两句。
“我是你爹!”父亲的语气很重，我能听见他粗粗的喘气声。“我是你爹”这一句话父亲说了足有五遍，我哭笑不得。“三娃，你还很好吧……”父亲的尾音很长。我耐心地应答着。父亲不停地说了五分钟，都是问我是否缺钱、日子过得好不好之类。电话挂断后，我感到很诧异，平常父亲不和我沟通啊，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了?
第二天我在上班途中，手机又响了，还是昨天那个号码。父亲问我我们这里是否有大风，现在老家正在刮七级大风。我轻轻地说，没有。
第三天我正在赶一个文案，手机又响了。父亲说他养的羊下羔子了，个个白白胖胖，真可爱。我有些生气，我说，爹啊，我正在工作。爹不说了，挂了电话。
第四天我和妻在吃饭，父亲又来电话了。“娃啊，爹今天看你小时候的照片了，小时候你长得多俊哪……”我心里一酸。我说，爹啊，现在没工夫，等秋末我回去和你一起收拾庄稼。妻有些不耐烦：怎么现在你老爹比你妈还能絮叨，天天给你打电话!
第五天，父亲一天没来电话，我有些不习惯。到了晚上，手机终于响了。接通以后，很久都没有声音。我有点急了，说，爹啊，你有啥事就说吧。爹的声音有气无力：没事……爹只是有点想你……我心里一动，鼻子酸酸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六天到晚上我都没有接到爹的电话，心里竟有少许的空落。时钟指向了十点，手机响了。这次不是爹，是四哥。他用低沉的语气告诉我：老弟，你家我大叔，今天傍晚，突发心脏病……他走了……
我的手机掉落在地上，我僵在那儿。
父亲睡得很安详。望着他疲惫的样子，我终于明白这几天父亲一反常态、主动给我打电话的原因了!
母亲递给我一张单子，说那是父亲写的。纸上的字歪歪扭扭却力透纸背，震荡了我的灵魂一这是一张最古老的话费清单。
第一次：借你四哥手机通话大约七分钟，长途每分钟三毛，累计两元一角。
第二次：借你四哥手机通话大约一分钟，大约四毛钱。
第三次：借你四哥手机通话一分多钟，还是四毛钱。
第四次……
总共话费十元零八毛。
最后末尾有一句话：你妈不识字。你告诉你妈，让她把钱给你四哥。
捧着这张话费详单，站在风里，我泪流满面。
医学博士给父亲的临终方案
得知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78岁的陈有强决定放弃一切放化疗方案，回老家诸暨度过最后的时光。他的儿子，浙江医科大学一附院毒理专家、医学博士陈作兵支持了自己父亲的选择。
当3月22日，最后的时刻来临，陈作兵交代母亲，万一父亲出现昏迷或者心脏停跳，也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让他安静地离开人世。
这，是一个医生对自己父亲临终治疗方案的抉择。
决定
2011年4月，陈有强被诊断出患有腹膜恶性间皮瘤，且已经是晚期，全身转移。在浙医一院治疗期间，陈作兵的哥哥姐姐嫂子妹夫全都汇集到医院来，轮流送饭、守夜，伺候老人。
在普外科，很容易看到那些肿瘤晚期的病人。头比细弱的身体大许多，有的只是躺着，浑身插满管子，看上去无声无息。眼见许多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瘦骨嶙岣，痛苦不堪，陈有强找到医生说：“我实在不愿意再看着儿女这样奔波劳累，也不愿意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你们让我安乐死吧，如果你们不能这样，我自己想跳楼。”
父亲的主治医生高大夫是陈作兵多年的好友，老人的病情和想法，高大夫如实相告。陈作兵得知后，对父亲说：“爸爸你放心，活着的时候你要坚强，但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那么痛苦——最后一定让你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地走。”
其实陈父有公费医疗，儿女的经济条件都还不错，放疗化疗是可以多活些日子的。陈作兵和家人商量后，决定由父亲自己决定。
父亲问，化疗放疗后可以延长多少时间?陈作兵说不一定，效果好也许几个月。父亲又问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不好?陈作兵答，全部公费，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不好等。父亲说，让我想想，明天上午告诉你。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母亲打电话给陈作兵，说父亲已经决定了，要回老家。
乡间
从杭州出发，沿着富春江，开车回去平时要走两个多小时，2011年7月，把老父亲和母亲送回村子，陈作兵开了近五个小时，他和父母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走这条路。
富春江两岸景色秀美，绿意葱茏，是典型的江南美景。车开开停停，父亲平素沉默寡言，车停下来，他就在风景处站一会儿，说些闲话。父亲曾无意间说起，马剑镇的面条很好吃，车开到镇上时，陈作兵说，爸爸，我们就在这儿吃碗面吧。陈作兵吃了年少时喜欢的猪肝面，母亲照例是青菜面，父亲点了大排面，只吃了一半——他把大排留给了母亲。
回到村子，也少有人知道父亲的病情。陈作兵安排亲戚谁也不要多说什么，“让父亲安静从容地过一段舒心的日子就好了”。
母亲陪伴着父亲。父亲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只吃些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严格说都是中医禁忌的东西，猪肉，鱼肉，牛肉，鸡肉……爸爸喜欢吃肉，就让他吃好了。”陈作兵给母亲交待，母亲便每天换着花样给父亲做，“爸爸吃得很开心，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像晚期肿瘤病人那样变得很瘦。”
整个冬季，父亲总是坐在门口的石凳上，前面是村子的操场，目光所及是远处的前山和后山，满山的毛竹挺拔秀丽。村里的人得知老人病了，每个路过的人总要和他说几句话，这些孩童时就曾和父亲在一起的人，父亲在最后的半年里，几乎都见到了。
母亲告诉陈作兵，在石凳上坐累了，父亲就回家给老朋友打几个电话，还有那些曾经一起在汽车站工作的老同事。陈作兵记得，一生随和的父亲几乎从未和人红过脸，除了和一位同事——但在最后的日子，父亲给这个同事打电话聊天，两个人和解了。
除了2011年9月至12月在国外进修那段时间，几乎每个周末，陈作兵都开车带妻子和女儿回村里陪伴父亲。顺着老屋走五六分钟，是一段山坡，白色的金银花沿路开着，金黄色的小桔梗花和艳红色的野草莓参差其间，毛竹嫩黄的笋尖常出其不意地钻出来，山坡旁边就是几家人合用的菜地，山上的溪水慢慢流淌下来，几乎是无声无息地，流进菜园里。
那时候，父亲还可以独自种地。他像对儿子说，又像是对自己说；“你看这水，一点一滴流到小溪里，流到金沙河里，再到富春江、钱塘江，最后汇进东海，无声无息的，人的一生，也是这样啊!”这些话，陈作兵都记得。
父亲先是自己种菜，慢慢地，要拄着拐棍去，坐在地头看母亲干了。陈作兵回家的时候，父亲在菜地里说：“现在种下去的菜，我怕是吃不到了，但是拉拉(孙女)还可以吃到的。”那时候还是2011年的夏天。再后来，父亲虚弱地躺在床上了，母亲就每天打电话告诉陈作兵，父亲每天说哪些话，吃什么东西。
2012年春节，是陈家最为热闹的一个春节。陈家全部汇聚到诸暨市陈作兵的哥哥家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父亲给每个孙子孙女都发了红包，原本每年只是50块钱，这一年，红包都变成了200元，老人知道，这一定是最后一次发红包了。陈家吃了年夜饭，拍了许多张全家福，父亲在拍照的时候，始终笑着。
告别
过完这个春节，大年初一，父亲就因病重住进了诸暨市人民医院。按照父亲的意愿和陈作兵的建议，治疗只是普通的补液，对症治疗，缓解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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